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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眼中的深圳

  在外国学者眼中,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珍贵的经验与启示?他们如何看待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成果?最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学术专著《向深圳学习: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市》,该书主要由外国学者合作撰写,并且也有中国深圳学者参与,其出版是希望“用一个快乐的方式理解深圳的历史”。据称该书“也许是国际学术界第一部深圳城市研究的专著”。

  从改革开放实验场变成国际城市

  现居深圳的人类学研究学者马立安是《向深圳学习》一书的作者之一。她向本报记者介绍,《向深圳学习》一书的主旨是探索深圳这座城市如何从改革开放最大的实验场所变成了一座国际城市,也同时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地理。该书关注深圳从1980年到2010年的历史,而涉及公共卫生、劳动、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创意产业、性别以及教育等领域对制度和观念的“突破”及其广泛影响。该书的几位作者以历史、社会、城市规划、人乐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探索“特区”的“特”,以及这样的特殊性造成的改变如何从个体的基因到社会的森林,并继续以何种模式对这个城市和国家起作用。

  马立安介绍,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实验、例外和扩展。在“实验”一节中,我们看看深圳的早期实验,包括国际经济史上的工业区、保税区等思想,蛇口和深圳大学的早期社会实验,还有城市规划如何成为深圳地理文化的重要元素,以及外来工的故事和自我叙述如何改变中国人看待工作、机会、贡献、自我等价值观。在“例外”一节中,我们看看实验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包括城中村、“关内外”的地理等社会现象。在该书最后一节“扩展”中,则探讨了深圳实验如何造就大芬村、深圳国际机场、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等地标,换句话说,也是开始探索特区成型之后,这个新社会的文化地理的意义所在。

  “《向深圳学习》一书也可以被看做‘倾听深圳’的行为,因为作者的研究对象不但是社会,也是小集体,更是个人。每一篇文章的基础是在地的野外研究方法,这意味着深圳的‘特殊性’是通过人们在特区的‘先驱’和‘胆战心惊’的方式来理解的。”马立安指出,例如,这些对话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每种情况下,“正式”和“非正式”做法之间的关系是流动的、活跃的,并且引导自下而上的变化发生。另一个重要的发现则是“深圳精神”作为深圳文化的作用。“深圳人想要贡献,他们不断寻找方法来使他们的城市更好,因此他们的生活选择往往体现出来一种不自私但是非常独立的‘自我’。”

  民间提供很好的学习范本

  记者看到,马立安负责撰写的是该书第五章《城中村:深圳的文化地理》。马立安表示,深圳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成果,整体上是值得肯定的,虽然有一些地方需要作出反省。在她眼中,深圳是一座宜居城市,民间活力四射。“深圳民间具有无限活力,为市民提供了许多机会,首先体现在很多市民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而深圳文化不是所谓的‘精英文化’,故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日常文化活动之中,积极性很强,尤其是青年特别愿意付出。此外,深圳的博物馆、公园都是免费向深圳开放,这都是值得肯定之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深圳有点太偏向消费文化。”

  马立安表示,深圳的民间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范本。“深圳给予民间更大的空间做很多事情,地方排斥性不是特别强,而且各行各业的信息相对透明,没有产生那么多不必要的困扰,让深圳成为‘全国的深圳’。”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打工文化”也吸引了马立安的关注和思考。她认为,深圳打工文化的一大优点是,工人即使没有简历同样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找到发挥自身能力的空间,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然而,有利亦有弊。马立安认为,现在深圳工人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活保障还亟须进一步加强。

  “‘打工文化’是原本没有文化选择的一群人,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突然间有了选择的可能性。”马立安解释说,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是没有闲钱进行娱乐的可能性,故打工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表现的可能性,但这种‘自我表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社会,也不一定是通过家庭,而是通过市场来表现,同时经济基础是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工人在工作之余写诗歌,打工妹穿裙子,都属于打工文化的表现。“工人到了深圳之后,不仅为自身生活带来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多样性,这是社会要向深圳学习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社会贫富的差距,这则是需要反思的。”马立安说。

  先将“深圳学”做起来

  尤要一提的是,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黄伟文也参与了《向深圳学习》一书的写作,其负责撰写第三章《塑造深圳的三鼓力量:北京、香港和宝安》。在他眼中,《向深圳学习》这本书的发行,“实际上是深圳国际研究的一件大事情”。因此,他提出:国际化城市的深圳,对深圳作为对象的国际研究要有官方的关注、扶持和吸收使用。在主张要做深圳学派的时候,要先将深圳学(研究)做起来。

  谈及塑造深圳的三鼓力量,黄伟文介绍,从1979年由与香港比邻的宝安县升级为市,特别是在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之后,深圳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呈现出爆炸式的惊人增长:到2010年的30年里,深圳人口增幅30倍以上,年均人口增长12%(常住人口从34万增至1036万,实际管理人口超1400万);GDP增长了3500倍,平均年增长30%以上(从2.7亿增至9510亿RMB)。“如果我们将1996年之前看做特区第一个高速增长阶段的话,在这前15年间深圳人口与GDP的年增长率则分别高达19%与47%。曾经在摩天楼‘国贸大厦’建造时创下三天一层楼记录的‘深圳速度’,是这一爆炸式增长的最贴切标签。”黄伟文表示,如此空前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也绝无仅有。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一超级生长和扩张的城市并没有因为实际规模超出规划预期数倍而出现住房和市政设施的严重不足,以及明显的大城市病。1992年深圳住宅局还获得“联合国人居奖”,1999年获得世界建筑师协会“阿伯克隆比城市规划奖”荣誉提名,以及国家花园城市、环境模范城市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黄伟文认为,探究深圳这一人类城市化及造城史上奇迹的背后的逻辑和动力,其实也并不复杂,一句话——它只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量的一次最集中的“井喷”。但是“深圳奇迹”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再现呢?黄伟文认为答案则是否。“因为深圳是在特殊时间、特殊地方、特殊人群产生的特殊案例,无法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复制。这种奇迹所需要的天时(全球化制造业转移和中国开放改革)、地利(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发展水平反差巨大的城市相邻)、人和(来自全国有开放改革和创业兴邦的共识群体、便宜劳动力的工程兵及外来农民工以及积极配合贡献集体土地的本地村民),这些特殊条件在其他地方已不可能再有。”

  三个要素将塑造深圳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和逻辑支持了深圳如此高速和总体上成功的城市发展?黄伟文表示,将速生深圳的塑造机制,主要归之于政府的政策、香港的牵引以及本地的参与,这是研究深圳发展的一种视角和框架。

  “展望未来,这三个要素还将继续塑造深圳。”在黄伟文看来,被深圳逐渐追赶甚至竞争的香港,仍会不可忽略地影响着深圳的产业与空间布局,包括深圳热情邀请香港合作开发的前海和河套地区。

  此外,黄伟文还指出,本地自发建设的土地空间或许会日渐缩减,被改造和高档化,或者转向集体合作开发模式,这种转变过程对城市运作产生的冲击,还需要更敏感的观察和客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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