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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美学到 文化美学的倡导者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欣赏究有谁……”曾经,一首周璇演唱的老歌《真善美》深深打动了胡经之。研究文艺理论、美学60多年来,胡经之对真善美的追求始终未曾改变。

  胡经之在北京大学33年,师从杨晦学习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和蔡仪学习美学,后来又与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交往甚多,产生了将文艺学与美学熔为一炉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他开拓了文艺美学。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深圳改革开放的氛围逐渐浓郁,胡经之意识到,不仅文学艺术应该提升审美水平,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文艺美学要提升,文化美学也要开拓。

  开拓文艺美学学科,重塑中国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新生态

  在还不知道美学究竟是何物的懵懂少年时代,胡经之就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产生了这样的认知:自然风景都存在着美,而文学艺术是人类创造的,当然要更美,如此才能吸引人。在读朱光潜《诗论》的时候,古典诗词的美在朱光潜的笔下得到了生动而富有哲理的揭示,由此,胡经之对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2年秋天,胡经之进入北京大学就读,然而直到他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时,北大才开设了美学课程,他才有机会听到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课。副博士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也是受到了朱光潜、宗白华的影响,试图从美学上揭示文学艺术的魅力。从那时起,胡经之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已呈现出了清晰的走向。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胡经之就坚信,研究文学艺术必须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起来。在参加编写高校教材《文学概论》时,他就曾想把真、善、美的范畴引入,阐释真、善、美是如何在文学中结合的。能不能将美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对文学艺术本身深层而复杂的美学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这是胡经之倡导文艺美学的根本动因。

  1980年6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美学会议——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胡经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高校应该改进美学教学,高等学校文学、艺术系科的美学教学,不应该停留在讲授哲学美学原理上,而应该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光潜、伍蠡甫、蒋孔阳等美学家的热忱鼓励。这更加坚定了胡经之的信念:文艺美学大有可为!

  1980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在北京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一门新的课程——文艺美学。这是新中国的大学第一次开设的课程,胡经之成为主讲文艺美学的第一人。当时,很多学生都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门课程,只是出于好奇跑来听课。谁知几节课下来,文艺美学课便一举成为全校的热门课程之一。讲台上这位老师说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充满激情的授课态度,特别是充满思辨却不艰涩的理论阐释,让学生们深深爱上了这门课程。此后学校每开此课,便选择最大的教室,仍堂堂爆满。不仅中文系的学生来听,哲学、俄语、西语等系的学生也极有兴趣,甚至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和老师前来听课。

  在恢复高校招生后不久的20世纪70年代末,已成为副教授的胡经之向学校申请将“文艺美学”设为文艺理论专业下的新方向,获得批准。于是,在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文艺美学。1981年,从98名该方向报考学生中录取的王一川、陈伟、丁涛三人成为了文艺美学方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如今王一川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陈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涛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均已成为文艺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胡经之开拓文艺美学学科的另一重要举措,是编辑文艺美学丛书。他深知,一个完整学科的建设,须有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共同研究推动,产生一批研究成果。1982年,由胡经之等人发起的“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聘请朱光潜、宗白华、杨晦为顾问,负责编辑文艺美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物色作者,组织稿源,每发现好的著述,立即出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出版专著、译著三十多种,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由胡经之撰写的《文艺美学》,几经打磨,直到1989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99年修订再版,融入了当下文学艺术发展和观念更新的启发,阐释他了对于文艺美学的深度思考,成为考察胡经之文艺美学理论构成的主要著作,也集中体现了胡经之的学科开拓成就。

  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当代中国学者向世界文艺理论、美学发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声音,使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由原来单一的认识论回归到审美,同时,也适应了整个世界文艺理论、美学发展的新形势。树立了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新形象,赢得了学界的尊重。

  走向文化美学,适逢其时大有可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在中国崛起,随之文化研究勃兴,此时仍在坚持研究文艺美学的胡经之意识到,不仅文学艺术应该提升审美水平,美学也应扩展,对文化进行研究,中国整个的文化建设都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当下中国必须开展对文化的美学研究。

  从北京南下深圳后,胡经之与香港、海外的学术交往变得频繁,他发现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学者都非常关心现代文化问题,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他们的学术转向。其中不乏对通俗文化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欣赏趣味发生改变,通俗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金庸、琼瑶、亦舒、梁凤仪等人的小说展示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邓丽君、梅艳芳、蔡琴等人的歌唱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视听冲击。胡经之一直喜爱艺术,乐于接触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在对现代艺术的接触中,胡经之感到不能漠视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以及当今世界学术的发展,要以积极的姿态作出回应。由此,他提出了走向文化美学的观点。

  在胡经之看来,任何文化现象都可能具备美的成分。“大众文化可以有许多价值、功能,但它的最突出的目的和功能,就是给大众即时的快乐”。“它从日常生活的审美中提炼出新的形式,从而又回归日常生活,引发大众体验生活的乐趣,享受生命的快乐”。因此,胡经之认为,大众文化包含着美的成分,是可以成为文化美学研究对象的。

  胡经之提倡文化美学研究的第一个实践行为,就是主编“文化美学丛书”,并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走向文化美学》。这篇序言可看作是胡经之文化美学研究的宣言和纲领。作为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的学术回应,胡经之将文化美学的研究目的阐释为“焕发审美新精神”。胡经之认为,审美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自由、理想、积极、昂扬的美学气质和精神面貌,其本身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

  胡经之说:“时代在变,审美精神不能不变……审美精神的变化就隐含在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之中,只有捕捉到这种变化,才能洞悉审美精神的变化。”由此,胡经之从文化美学中寻求到了文艺美学的新的生长点,他对文化美学构想的突出意义在于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推动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

  “人生在世,首先要活得了,然后要活得好,最好是活得美,美滋滋地诗意生存”。胡经之对美学发展的前景一直持有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美学研究首先要研究审美这一精神活动,又应研究创美和育美,“美学既是‘为人’之学,又乃‘为己’之学,助人探索人生之路”。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被胡经之视为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适者生存,善者优存,美者乐存。胡经之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新常态,正是高扬真、善、美的伟大时代。美学适逢其时,正可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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