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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世界里“信”“美”“善”“辩”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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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发给我一段微信,是南怀瑾先生说《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的,与“言”有关。阅读后,有些看法,想写成文字。为慎重,让朋友在网上搜索南怀瑾先生关于《道德经》“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原话,搜到的是: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一语出自于《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原文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意思是说:诚实的话不一定动听,动听的话不一定诚实。世间的好人不会花言巧语,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聪明的人不一定博学,见多识广的人不一定真正聪明。人生的修行重在于行,而不在于辩。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论语·学而》中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由此看来,在人生中应该少说多做,这一点孔子与老子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细思之,善良而有能力的人不需要去与别人辩论什么,不会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正确,即使面对诽谤或人身攻击,他也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修口德就要先远离高谈阔论,不对他人评头论足;真诚待人,与人为善,遇到磨难时忍辱不辩,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在南怀瑾先生这里,把“美言”解释为“动听”,把“知”解释为“聪明”或“真正的聪明”,把其中的“不”解释为“不一定”。这是国学大师的学问和智慧么?

  在他的专著《老子他说》里,对《老子》的这几句是这么说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好话听起来都不好听,而好听的话却都是不可靠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自己也犯了这一条戒,他还写了五千言,还在辩论,违反了他自己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原则。所以要辩论就不是真理。

  我不能苟同,南怀瑾先生对老子这几句文意的解读和阐发。南怀瑾先生一生治学多种,说了一辈子话,在这里却推崇他自以为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真是聪明至极。仅我知道的,南怀瑾先生的著作几乎可以等身,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出过一套,十几本,我买过其中的几本,其中就有他的《老子他说》。他的著作都是他的言论,也可以视为“言”与“辩”。我想问一句:南怀瑾先生认为“要辩论就不是真理”,老子犯了“辩”之戒,而他的“言”与“辩”又算什么呢?算不算犯了和老子一样的“辩”之戒呢?

  在释古人之言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古人就成了“私货”的大旗。许多国学大师就是这么做的。

  把“辩”释为“花言巧语”和“能言善辩”,这“花言巧语”和“能言善辩”是同义还是近义?把它们扯在一起,实在是南怀瑾先生式的聪明。

  而且,把孔子的“讷于言敏于行”也拉了过来,以证明他的解读言之不谬。

  事实是,南先生自己就不“讷”于言,而是“敏”于言的。

  南先生说了一辈子话,著了一辈子书,却要教诲弟子和天下人“少说多做、做而不辩”,并把这样的人抬高为“正人”和“君子”,还要“忍辱不辩”,还要“即使面对诽谤或人身攻击他也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

  这样的教诲并不是南怀瑾先生的发明,几千年中国的立言之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么用他们的言来教诲人和民的,他们言说,人和民听着,且“善者不辩”,只干活,于是天下天下,国泰民安。这就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也隐藏着我们拥有话语权的立言者,其所以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传承的秘密。所谓的国师们,大师们,学者教授们,作家们,都是我们的立言者,他们可以说三道四,而草民众生只许闭嘴,只听不说,更不会质疑。这就是我们几千年的“立言”史、话语史的真相。就这么一路走来,还在继续。

  事实上,有许多所谓的国师、大师、学者教授、文人作家的言语,都是骗人的,是做了装潢的鬼话。

  我经常惊叹互联网的伟大。互联网时代之前,只有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才能够言说,并能够传播,而平头百姓没有能力也没有地方公开自己的言论。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使我们过去的那些立言者们的话语霸权,在互联网世界里可能不再是霸权。如果说,互联网之前,因为话语霸权构建了一个牢固的“话语场”,现在的互联网就给了想说话的草民们“踢场”、“砸场”的可能,以他们的质朴,甚至粗鄙,撕掉那些大师们的假面,揭穿装潢着的鬼话。

  老子的一个“辩”字,在南先生的几段文字里,忽而是“花言巧语”“能言善辩”,忽而又是“高谈阔论”“品头论足”,忽而又是“辩说”,虽然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甚至糊涂,但南怀瑾先生是不缭乱不糊涂的。他的主张很明白,很清晰:“不辩”就是不辩解,不言说,行而不辩,做正人君子。而且,这样清晰明白的主张并非南怀瑾先生一人,是所有的话语霸权者们的主张。

  玄机也正在这里。

  他们著书立言做教诲者,教诲我们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以此,他们不仅占据了话语高地,而且拥有着永远的话语权。

  你要辩么?那就不是正人君子了。

  以此,他们也一同拿走了道德判断的权力。

  再回到《道德经》八十一章,那几句话也可以这样释义的:

  华丽装饰着的“言”是不真不实的,真的实的“言”用不着华丽的装饰。善言的人不诡辩、狡辩,诡辩和狡辩的人(或言说)并非善于言说的人(或言说)。有真知灼见的人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博学家,什么都知道的所谓博学家不会有真知灼见。

  在这里, “善者不辩”的“善”,应该是没有道德判断的。老子并没有把“辩”者打入不善的道德牢狱。

  释古以为己用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但曲解古人、曲解经典以为己用,该是什么样的人的所为?

  如果这样的人是国学家,就是危险的国学家。

  国学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即使里边有很多“坏”的东西,在我们能够正视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它存有的“坏”而“坏”人。

  即使是我们称之为“精华”、“国粹”的那一部分,如果充斥着曲解和谎言且不许质疑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就要退缩到古人的屁股之后的。永远跟在古人的屁股之后,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背影和屁股。

  话虽已近于粗鄙——不善于言说的言说之一种,不合国学家们推崇的“雅”,但“理”在其中。

  说得极端一点,我们宁可要距“理”近一些的粗鄙,也不要国学家们教诲我们的“雅”,而距“理”越来越远。

  以“言”而论,还是要“辩”的——不管是国学家还是草民。

  辩也是言的一种。而且,在“辩”中,美言更显其美,诡辩更显其诡,谎言更显其谎,谣言更显其谣。

  “辩”中也有可能生长理性。所谓的真理,不纯粹是感悟出来的,也有可能是“辩”出来的——在辩中发现,在辩中呈现。就算是感悟出来的,也应该去传播,去经历辩驳,在辩驳中显其精神。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