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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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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民间美术系主任。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独特的“彩绘”方法。1993年退休后赴美国从事讲学、举办画展等文化交流活动,被授予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等。代表作品有:《晌午》《渔村》《出圈》《纪念周总理》等。出版著作有:《杨先让木刻选集》《黄河十四走》《杨先让文集》《中国乡土艺术》《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等。

  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等是他的老师,周汝昌、黄永玉、侯一民、郭兰英等是他的挚友和同事,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是他的得意学生……他就是杨先让。他最初学的是油画,但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版画家。他还是民间美术的整理者、研究者,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的奠基人,他写出了黄永玉等称“被震傻了”的民间美术考察报告《黄河十四走》。生性爱热闹的他,年轻时是文艺青年,而今88岁了,依旧没闲着。

  5月的一天,在京郊昌平一小区,记者拜访了杨先让。进门印象最深的是清一色的古色古香家具,还有一院子的花草藤蔓。还没等坐下,头发银白、戴着眼镜的他给记者一大块巧克力,笑说“我最爱吃糖了,你也吃”。在碧螺春的清香和一声声的蝈蝈声中,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说着说着他就会笑起来,说激动了会拍手拍膝,言语眼色里不时透出点小得意,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说,自己只是“新中国第一批美术工作者”。

  ●阴差阳错与木刻刀结缘50年,用版画记录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从小喜欢画画、唱歌跳舞,17岁时还曾导演过《雷雨》,本色出演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最好的二少爷”。是什么样的机缘下,您走上了美术之路?

  杨先让:当年,我爷爷在仁川(现属韩国)、父亲在哈尔滨、叔叔在奉天都有大宗生意和产业。9岁时,因日本侵略举家移居仁川,住的别墅附近,经常有人写生画西洋画,我看了回去也自己画(笑)。父亲不关心我的功课好坏,更关心我的字,他还喜欢收藏国画,会挂起来给大家看,我还看了很多名角的戏剧……资本家的少爷在这种艺术的氛围中受到很深的影响(笑)。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我们才回国。1948年很多进步同学被捕,我察觉有危险决定离开。那时我正痴迷戏剧,同学帮我弄来给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让我去找他。我先飞到北平,遇到了过去的同学王家树(后来也成为著名画家),他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就约我一起考,当时路费也花差不多了,就和他糊里糊涂一起考入艺专。1952年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美术工作者。

  记者:您最开始对西洋画情有独钟,学的也是油画,后来为什么改画版画?

  杨先让: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我当时经常画好了油画,才钉在墙上晾干,回来就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笑)。

  新生活的感受让我经常有艺术创作冲动,但油画大,耗时长,颜料和画布价格贵,且当时刚结婚,住着9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方便画油画。为了尽快把自己的感情用美术形式表现出来,1955年我干脆选择了木刻。

  记者:您在艺术上特别有天赋,学什么都能无师自通,您的版画处女作《出圈》即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奖,一些版画作品成为中国版画艺术经典作品,您也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能谈谈您最喜欢的版画作品吗?

  杨先让:我之前没学过版画,但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美术出版社里,他们没教我,但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画的了(偷笑),没想到第一幅作品就获了奖。

  1958年,下放一年后我先被调去文化部工作,后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本能的艺术冲动和敏感于时代的震撼,我创作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鲁迅与〈可爱的中国〉》等一大批作品。1975年,感动石油队伍会师大庆草原,我只用10天就完成了有数百人物造型、水印套色、恢弘大气的木刻《会师大庆》,我还将其版子做了柜子(笑)。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创作的《怀念周总理》创下了中国版画发行量的历史纪录。

  我是学油画的,阴差阳错与木刻刀结缘了50年。我的木刻版画创作,大都是面向生活的写实作品。我是个感情多于理性的人,不感动我的事物我决不画,也决不刻。

  记者:您在美国多地举办版画回顾展引起轰动,您的版画被认为具有时代意义,被国外一些机构收藏,您能介绍一下吗?

  杨先让:退休后,1993年我们到了美国休斯敦。利用儿子儿媳工作室中的展示厅展览作品。我的版画回顾展先后在美国休斯敦、费城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举办。由于被认为具有时代意义,休斯敦美术馆破天荒地辟出一面墙将我的作品分批展出,我的书法作品也展了一年。

  有的版画被国外一些机构收藏,不过差远了(笑),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乡情》;美国密西根塞格诺大学收藏了《敦煌幻想曲》;康州大学亚洲陈列室收藏了多幅版画及彩绘。

  ●“民间真是一把开启艺术之门的好钥匙”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在版画领域活跃了30多年,您却又从版画转向民间美术。黄永玉曾替您着急:“都在别人地里,自己的地荒了。”为什么?

  杨先让:1980年,在中央美院院长江丰的提议下,成立了年画、连环画系,组建人马时看上了我。但当时年画、连环画正在走下坡路,我家里人不同意,我也不喜欢,但院长来动员我,说只干两年就行,我怪心疼他的,就干吧,结果一干十年(笑)。

  记者:1986年,在您倡导下,原年画、连环画系改为“民间美术系”。您把民间美术教育引入高等学府,引起了强烈反响。您培养出了吕胜中、韩书力、乔晓光等艺术大家。为什么您当时一直坚持“嚷”着成立“民间美术系”?

  杨先让:1983年我去美国探亲访问了一年,发现美国很多艺术家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创造的。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历史悠久的民间美术资源,年画、连环画只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搞“大民间”?

  而且因社会转型,很多民间美术正在消失,我就很着急,我就嚷啊,争取啊,跑啊,我觉再也不应该迟疑了。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规律及其创作方法,完全应在民族美术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在美术学院中占有阵地。我因此有了外号杨先“嚷”(笑)。

  记者:4年14次走黄河,您带领学生历经了8个省,在100多个县镇考察,记录和抢救即将消亡的民间艺术,最终完成了《黄河十四走》。是什么促使您走这一遭,去发掘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

  杨先让:民间美术怎么个重要法?怎么划分?我不懂,我得考察。当时常常是打听到某地有“宝贝”,我们寻到地方,却被告知人去世了,作品当祭品烧了,真的是“人死艺亡”。所以,1986年春节到1989年9月,我带队多次走黄河,也一次次被震撼,民间真是一把开启艺术之门的好钥匙。

  选择黄河流域是因它代表性很强,包涵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楚汉文化、东夷和苗藏文化等,可以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摇篮。走完了黄河,我全了解了,都归类了,对民间美术完全通了,特别高兴(拍手)。

  累积的近千张图片及20余万字的记录文字,剪辑成了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大河行》,又凝聚成了《黄河十四走》。收入这本书的多达四百多幅图片,有些民间艺术的藏品是极难搜集到的珍品,如用作民间性教育的箱底画。

  看了《黄河十四走》,黄永玉“震傻了”,写文表扬我(笑),说“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我的创作少了,但我不后悔。我不知道我那“一亩二分地”在哪儿。我就是走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尽量唱好就是了。我一辈子没想过要当大画家,也没想靠艺术赚钱、得声望。

  记者:退休到美国后,您不仅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而且以更大的热忱,讲授中国美术史,更利用一切机会展示与讲解中国民间美术,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您能介绍下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吗?

  杨先让:我们的民间美术叫人拍案叫绝,我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能了解中国民间美术。其中,陕西的“剪花娘子”库淑兰将自己的破窑洞打扮得如同一座艺术宝殿,令我震惊万分。

  1997年我在休斯敦主办了“中国民间艺术展”,突出展出库淑兰4幅大型剪纸画。同年4月北上巡回讲学,主题是中国民间艺术,由费城、华盛顿、纽约、纽伦敦,抵达波士顿,被评为“由南方休斯敦刮来的一股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笑)。

  后来我又在路易斯安那州文史馆、费城等地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展,还进行“中国民间艺术”演讲。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请我去讲,我提出要准备最好的翻译,他们很重视,准备了一年多,后来还收藏了《黄河十四走》和《大河行》光碟等。加州圣地亚哥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莎娃朵博士从西海岸赶到我家,希望合作搞《黄河十四走》巡展……我只是尽力而为。

  ●“艺术专业上不够安分的人”

  记者:在观察对比了中西艺术后,您提出中国艺术、艺术家应以我为主,为什么?您晚年还开创出独特的“彩绘”方法,也是一种尝试?

  杨先让:在美16年讲学、考察、对比,我认为中国艺术无须妄自菲薄,更不必一味仰望迷信西方,乃至丧失自我。我们很多年轻人画得不错,慢慢来,站住脚跟,以我为主,创造出自己民族的特点,肯定会发展出爆发力,会出人才。

  记者:您去年不仅在北京举办了以《痕记》为题的画展,所著四卷文集也一并面世。这部文集被誉为“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能介绍下吗?为什么会想写作著书?目前还在忙什么?

  杨先让:我智商不高,情商很高(笑),在美国总想老师、学生、亲人,就一篇篇写,写我理解的、站在这个时代来评价的他们,这就是文集中的《三人行》。可能是我经历和见证的那个时代,那些文艺界的人与事,他们说是“一个人的百年艺术史”(笑)。这套文集还包括《我是岛里人》《梦底波涛》《我为主》。

  那次展出的是我搬家时发现的一批50至70年代的写生习作,翻出来我想,画得真好(带点小得意的笑)。

  我计划最近再出版彩绘集和版画集,要图文并茂。我的彩绘在国内还没好好做一次展览,我憋着劲呢,想好好做一次彩绘展。

  记者:您虽然87岁了,但精力还是这么旺盛,与别人眼中“长不大的孩子”和生性爱热闹、闲不住的个性有关吗?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

  杨先让:我比较真诚热心,感情多于理智,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但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

  我最关心的是能否出现艺术天才,期待我们的民族能兼收并蓄,开创出更多艺术形态。

  记者:您能介绍下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吗?您年轻时是文艺青年,现在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杨先让:我一般五六点起床,中午休息会,晚上睡得特别晚,一定要看完央视6台的外文剧才休息,《飘》《罗马假日》《教父》,喜欢死了(笑)。我的听力还好,就是眼睛花了。

  我现在是想写写点,想画画点。因为有个小院子,喂喂野猫,养养花,弄弄草,瞧,这是我养了十年的牡丹,开起来漂亮着呢,最近我画了牡丹图,有点西画的味道,我很喜欢(笑)。

  我和夫人都傻活着,能吃能睡,没心没肺(笑)。

  记者:从国画到油画,从木刻版画到民间美术,从彩绘到写作著书,83岁还“涉足”红学,去年又出版文集,您曾说自己是“抱着认真玩一把的心态走过来”。能谈下自己的艺术之路吗?

  杨先让:总结不了,我是艺术专业上不够安分的人吧,不是很执着于某样艺术。我抱着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坦然而为之的心态,好不好别人评价去。

  记者:从渤海里的养马岛,到韩国仁川,到北京,到美国……您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生命的刻度,能谈谈这一圈走下来的心路历程吗?

  杨先让:我遗憾没好好孝顺父母,特别是母亲去世时,我能做的只是在白布手绢上画了一枝墨梅,悄悄放在母亲手中,但没能收回她的骨灰,现在只有衣冠塚。

  1944年我们回国了,父亲为了生意继续留在仁川。一直到1983年我赴美才得以重逢。

  兄弟六个就剩下我了,我很知足、感恩。我们最终决定,老了,还是要回来。所以,2008年回北京定居,2014年我把爷爷的坟从仁川迁回故乡养马岛,把父亲的坟也从美国迁回来了。了了这些,将来我去了,在爷爷旁放个碑,归根归根,这个圈就画圆了。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