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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打工文学受国外学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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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近日来到深圳,就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广东省青工作协顾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客家人》杂志总编辑、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杨宏海。

  柯雷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1986年,他曾作为一名留学生,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之后三十年来,为了进行中国文学、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研究,他多次往返于中国和荷兰之间,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尤其钟情于中国当代诗歌,分别用英语、汉语、荷兰语著述和翻译,文章和著作甚多,已出版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语言碎片:当代中国诗歌和多多》等。

  此次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打工诗歌,他特意拜访了杨宏海。他在给杨宏海的信中表示:“本人研究打工诗歌还在入门阶段。拙作中(英文版本在2008年问世,中文版今年年初问世)也没有提及打工诗歌,请谅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走在国内研究的后面,但也并不是说海外学者和翻译家没有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诗歌研究次序的问题。拿打工诗歌作为例子来讲,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英语文章较少。本人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英语文章试图勾勒打工诗歌的轮廓和大画面,希望能令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群体中尽量多的学者和学生注意一下,接下来打算写一两篇更深刻的文章。”

  在柯雷看来,诗坛上的不同潮流是完全可以共存的。打工诗歌自有它的研究价值所在。要研究打工诗歌,自然就绕不过打工文学,也绕不过打工文学的发现者和倡导者之一的杨宏海。

  杨宏海自1985年从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调到深圳市文化局以来,就一直跟踪收集和整理打工文学的相关资料,并对打工文学群体的文化创作成果进行了保存和梳理,先后共主编出版了六部打工文学专辑。杨宏海是最早发现打工文学并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人之一,在他的推动之下,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发展成一种文学品牌,并辐射到广东乃至全国,成为当代文学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杨宏海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生活创作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鲜活血液,很有必要将此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在采访过程中,柯雷就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向杨宏海提出了六个问题:

  1.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的回顾及其命名;2.对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关注的动机和动力、碰到的障碍和如何处理;3.打工诗歌与先锋和传统的关系;4.打工文学与官方主流的关系;5.打工文学的中国特色;6.三十年过去后,打工文学的演变与趋向。

  针对这几个问题,杨宏海结合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的发展历程,一一进行了回顾和阐述。在他看来,打工文学作品是中国进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刚一出现就给人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在谈到对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关注的动机之时,杨宏海表示这也许归结于他内在的文人精神。他的家乡梅县是文化之乡,近代“诗界革命的旗手”,最早提出“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就是他的同乡前辈。黄遵宪“搜集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的精神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说直至现在,他始终认为搜集与占有资料是研究的重要前提。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不但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要有资料意识。搜集、整理资料既有利于科学论证,也有利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参考。他自己本人曾是知青,在农村、工厂生活过,跟基层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他很能理解基层人的精神诉求,能深刻体会打工者那种“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渴望“我手写我心”的心情。

  访谈中,柯雷和杨宏海谈到了主流文坛对打工文学的偏见,主要是认为打工文学缺少美学价值,两人一致认为打工文学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史,无论是从史学与美学等角度,都有它研究的价值所在。杨宏海表示,打工文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视角:一是文化社会学视角,打工文学反映并记录了中国民众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是不可替代的鲜活的中国经验;二是文学视角,如王十月、郑小琼、谢湘南等人的作品,已经到了较高的文学层次,或者说有了“新美学”的萌芽,这是其他文学形态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研究打工文学的原因之一。当柯雷询问杨宏海,我知道你在倡导研究“打工文学”过程中曾引起争议,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杨宏海说,反对与支持的声音一直存在。我主要采取学术本位与发展策略相结合的原则,在政府、学术、民间三个维度中找到平衡点。所谓学术本位,就是坚持跟踪调研,搜集材料。所谓发展策略,就是在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将打工文学这种看起来有点另类的文学与主流文学结合在一起,比如发起创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将打工作家(诗人)列入改革开放文学工程扶持范畴,举办打工作家文学培训班等, 为打工群体创造文化权益。

  对于近年来有些地方将“打工文学”改名为“劳动者文学”(也称青年产业工人文学),杨宏海虽不赞同但也表示了理解。柯雷对改名则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打工文学这个标签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已经约定俗成,成为国内外专家关注的文学命名, 改名会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扰。

  采访过程中,柯雷还谈到了对中西文化异同的看法。他表示,非常赞同杨宏海的研究方法,不断搜集资料、占有资料,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他在学术生涯中一直做的。他从澳大利亚学者孙皖宁博士论文中找到杨宏海的资料,并辗转各地收集到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这次杨宏海赠送《打工世界》《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三本书给柯雷,让柯雷兴奋不已。为了观察中国当代诗坛,柯雷多年来追寻诗人踪迹、收集民间诗刊资料,并凭一己之力为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做成中国当代诗歌民刊特藏图书,为国际学界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建立起了重要资料库。可以说,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柯雷是最重要的“旁观者”。

  如今,柯雷又踏上研究打工诗歌之路。他对中国诗坛的观察仍在继续。



文章来源:深圳商报